| 復活號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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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善惡因果,於詩何有 葉輝 劉偉強、麥兆輝的《無間道Ⅲ終極無間》說的是善惡,杜琪峰、韋家輝的《大隻佬》說的是因果,箇中道理都是簡明的,一點也不高深,至於電影好不好看,有情還是無情,倒是另一回事。想來寫詩和辦詩刊也合該如此這般。 辦詩刊的人大概都不免有若干程度的擇善固執,然則這「善」要是擇來不得其法,恐怕也是一大惡行,說來也許有人覺得言重,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詩不比電影,既不必向市場負責,也不必向受眾負責,要是毫無約制,橫行無忌,惡名就更形昭彰了。然而借詩行惡,說到底也不比借詩行善更為可惡吧。 有時會想起年輕時遇過的編輯。有一位編輯送了一本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給我,我一直沒讀過;有一位編輯教導我何謂「形象思維」,對我影響極深。也有些編輯甚麼也沒做,只是準時寄上稿費通知書。諸如此類,很多年後回想,當中其實也有不涉因果的因果──我大概不是生而如此,應是學而如此吧。 善惡和因果,都不免是老套,最好不要解得太死,電影如是,詩如是。不假詩之名行惡,大概就是最終的因了。假詩之名行善之所以比甚麼都可怕,正是由於唯心或唯物因果論的濫觴。詩從來不曾承諾誰甚麼,最好不要把生活的不如意算入詩的帳。要是快樂就好了,沒事,都不過是自編自導甚或自演的結果。於是詩刊就有辦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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