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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回歸前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文化界或傳媒對香港的身世、歷史及文化的關注增加了不少。六十年代起的社會情況與歷史事件的報道、重塑及討論，彷彿教香港人重新認識本身的根源。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1] 於一九九四年初出版，故事以近寫實的敘述方式，談及「保釣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以及八九天安門學運與「六四事件」。從故事框架及政治事件所佔的比重來看，作者似乎有意借助文學創作重現與反思香港的身世。或者甚至可以說作者寫作的野心不少，以不到十萬字的篇幅涵蓋香港三十年來的各項政治社會大事。在該書的「後記」裏，辛其氏憶述：「經歷充滿悸動的一九八九年後，我又再想起那篇不曾完成的小說。」[2]而在小說裏頭，作者透過韋立梅向葉萍表達對六四紀念集會的立場時，彷彿再次談及這個寫作動機：「最近我非常渴望寫一篇小說，你知道，一九八九是一個充滿夢魘的年份，它必會在中國歷史上組成重要的篇章。」[3]

然而，作者辛其氏卻在〈密密交織的文學、藝術與生命¾¾與辛其氏談文說藝〉[4]訪問中，直接了當地回應：「《紅格子酒舖》裏的政治元素只是小說的背景，沒有甚麼特別，只是碰巧與人物交纏在一起而已。」[5]政治與社會事件只為背景，而小說的主線其實在人物之上。〈糖街上的驚弓小鳥〉一章以「中運」示威的蘊釀與發生，及市民與政府的緊張關係，表達葉萍拉扯於對國家的使命感及家人的擔憂之間，與世無爭的醒亞因不放心胡德與葉萍而走上銅鑼灣與灣仔街頭驚惶失惜，這些小說人物的感情與關係之上。人與社會的關係不能分離，「畢竟人是不能脫離歷史和政治的，但我並不會刻意地把政治的沉重放在小說裏。」[6]

辛其氏從六十年代末開始文學創作，在文壇上一直保持低調，作品不定期發表，亦曾做過六年的「文學逃兵」[7]。她對於文學創作的態度如一不變，「寫作我來說，純粹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心靈活動……。文章脫稿後，首先是自己歡喜，假若還有人愛讀，那是額外的花紅，寫時沉醉，寫後平安，是這麼一回事，至於使命感承擔感我是通通沒有的。」[8]對於辛其氏來說，文學創作就是自我圓滿與成全的必須品，「都是些不堪一看的私自的囈語」[9]。這樣看來，《紅格子酒舖》很明顯並不是為重構香港歷史而誕生的作品。

那麼，到底辛其氏怎樣看這本小說？她沒有回答。但在故事裏，立梅談及渴望「寫小說」的篇幅中，或可觀察到一點端倪。

「大環境的變異，或多或少地影響每一個人，在後過渡期波濤起伏的日子裏，回首前塵，五十年代樸素艱難的童年往事常浮腦際，而六、七十年代更是我們青春煥發鬥志激昂的黃金歲月，是我們人生的起點，我們哭過、笑過，踏著或沉重或輕盈的步子邁向今天。關於這塊土地，這土地上的片片風景，與這片風景關連的種種人物，至此成為我回憶的定格，在我們心目中，有無可替代的優越位置。我近來有一種迫切感，想把它寫下來，作為一點紀念。」[10]

紀念，是立梅的個人紀念，亦是葉萍、醒亞、但英、胡德、招文錦、余鳳梧、梁文偉、楊修、許煒、王耀楣及趙麗霞的紀念，同樣是辛其氏與六、七年代成長的香港人的紀念，以及這代人的集體回憶。辛其氏年少時曾向《中國學生周報》投稿，屬於閱讀該報成長的一群；又認識鍾玲玲這位文壇好友，《紅格子酒舖》這本小說的成書多多少少亦與鍾玲玲熱情關注有關。對照於小說角色聚首於「新民學會」，參加其籌辦的電影、詩、文學或哲學班，追讀《青年周報》，不無六、七年代知識青年成長的投射。站在這自身投射的創作態度，歷史與政治事件遂變成小說人物成長經驗與生活瑣事的雜物箱，承載在人物之間的感情世界，並已與人物及其情感混為一體。這與獵奇式重塑香港身世的書寫迥然不同，作品散發的文學感覺及氣質亦各走一方，正如辛其氏所言「我一離開校門，踏進社會便接觸這些事情，卻不自覺這是甚麼『大時代』，就像今天的小孩面對九七一樣，沒有多大衝擊。」[11]

站在以自身出發的創作定位，辛其氏以其溫柔的筆觸，如編織「一塊花式密密麻麻的布」，去交纏、疊積這個故事。但與其說寫作態度直接影響作品呈現面貌，倒不如說此態度影響辛其氏的寫作模式與速度，間接促使這繁密的小說結構。《紅格子酒舖》各章節前後共寫了三年，結集出版以前是在《素葉文學》不定期連載，「每次獨立成篇，內容又互有關連，長期看《素葉》的讀者，可當連載小說看，間中捧場的有心人，就當短篇來讀。」[12]這種寫小說的策略直接影響了小說的結構及敘事手法；加上撰寫該小說初稿時，辛其氏「發覺平鋪直敘江河大瀉的傳統寫法十分膩味，大段大段的人物對話亦顯然非我所長」[13]。故此，各篇章內容或篇章與篇章之間的跳躍幅度較大，發生在人物上的事情本身已糾纏不清，再加上跳敘插敘、輕描淡寫地穿插幾句與其他部分相關的寫法，實要求讀者閱讀時投以較大的耐性，及以清晰的思路去發現小說裏的伏線，甚至排列與重整故事，方能深入地進入小說的敘述角度與作者個人的思考模式。例如〈紅格子酒舖〉一章，一忽兒講到醒亞、葉萍或但英的居住地區，一忽兒又跳到醒亞與胡德宣布結婚或後來葉萍參與示威被捕的事情，而之前卻沒有交待前因後果；〈共此燈燭光〉一張開始以一九六九年「新民學會」惜別晚會及一九九三年《開明月刊》三十周年慶祝酒會，敘述葉萍與余鳳梧的關係，後又講及葉萍在高潔的支持下再次參與政治運動，惟該兩章節（或曰各章節）在情節上有不少互補與重新強調的地方。

此外，故事中仔細地描寫香港地方，如各人物的居住地，包括佐敦道、土瓜灣、界限街、鵝頸橋及西灣河，又以趙麗霞回港談及香港數十年來地貌變遷。另一方面，辛其氏也直接引述中國與香港政治事件的細節及人物，〈來自遠方的躁動〉一章直接透過但英的北京直擊採訪，講及趙紫陽、李鵬及北京民眾對學生運動的回應。又或者，通過小說人物顯露社會的實況及大眾心態，立梅在工商業發展局工作籌辦各類型的交流探訪或進修班時，借國內人士的素質來呈現國內與香港存在的差異，以及香港人對中國現狀的憂心。小說中不少人物移民國外，甚至連愛國愛港的但英，最後也選擇舉家離開，都真切地反映九七前香港人對前景的心態。上述種種記憶對於六、七十年代這一代人來說均歷歷在目。藉辛其氏細膩情深的文字帶領下，絲絲的昔日情懷、對時代與自身的唏噓淡淡浮現。《紅格子酒舖》本身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於作者透過自身經歷感受來表達對香港數十年來的感情，直接觸慟了擁有共同集體經驗的讀者。欠缺香港背景認識的讀者，很可能會遺漏小說內眾多可供細味或反芻的部分，難怪董啟章在半重寫半介紹的〈時空錯置的紅格子酒舖〉[14]文章中，以現時大學生驚訝於七零年代大學生課餘參加「新民學會」文史哲課程，飯後翻《文心雕龍》反諷地凸顯《紅格子酒舖》的歷史感。

今天的事情就是明天的歷史，這已是老掉牙的腔調，但我們卻可以這時間的相對概念，重新審視歷史由錯綜複雜的生活所組成這一點。昔日被人家梳理成仿如格子井然有條的所謂事件的背後，實千絲萬縷地穿插著種種大大小小的人物故事。《紅格子酒舖》結構複雜，呈現出來的狀態實為一塊密密麻麻的布（即使辛其氏追求的是一塊花式少的布），雖然辛其氏沒興趣把歷史與政治與文學創作接軌，但這本小說切切實實地以某一角度記錄的香港歷史。

[1] 辛其氏：《紅格子酒舖》。第二版。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
[2] 同上，頁220。
[3] 同上，頁172。
[4] 載於黃念欣、董啟章著：《講話文章 --- 訪問、閱讀十位香港作家》。香港：三人出版，1996，頁82-90。
[5] 同上，頁84。
[6] 同上。
[7] 辛其氏：《每逢佳節》。香港：素葉出版社，1985，「後記」，頁150。
[8] 同註1，「再版後記」，頁223。
[9] 辛其氏：《青色的月牙》。台北：洪範書店，1986年，「序」，頁1。
[10] 同註3。
[11] 同註4，頁85。
[12] 同註1，「後記」，頁220。
[13] 同註1，「後記」，頁219-220。
[14] 同註4、頁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