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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古文字的出現，不同時代的史籍都有相似的說法，離不開“蒼頡造字”、“史籀作大篆”及“程邈作隸書”這些概念。隨著文字與歷史的不斷演變，篆書與隸書相繼出現；及至東漢，在文學史上發生了“古今文之爭”，人們開始討論文字的淵源與演變。東漢許慎不滿當時人不懂書體源流，曰：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竟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云：父子相，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1]

遂以孟氏本《周易》、孔氏本《尚書》、毛氏本《詩經》、古文經的《禮經》、《周官》、《左氏春秋》、《論語》及《孝經》為根據，撰成《說文解字》14篇，考訂古代文字，歸納成書。《說文》考證並記錄了不少古文，在文字學或書史研究上亦十分重要。《古今印史》記：“小篆雖興於秦而其傳實本於漢。許叔重（許慎）搜集其文為《說文》，其功實多。顧其書所載小篆居多，古文、籀文，十無二、三。”[2]

在《說文解字》的自敘中，記述了秦代有八種書體，“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3]短短的38年國祚的秦代，即有八種不同的書體，然《說文》裏卻沒有仔細的描述這八種書體，後人難以理解這八種書體的面貌。

歷代文獻偶有提及秦書八體，卻仍欠缺具體。繼宋代後，金石學興自清中葉，加上1898年發現甲骨文，以及近百年來眾多的文物出土，如東周楚墓竹帛書、睡虎地秦簡及兩漢竹木簡帛書，不少近代學者大量研究古文字，漸漸重建古代書體的發展流程。前人研究之不足，則由今人來發掘，盡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嘗試重現書史的面貌。本文就按“秦書八體”一句話，借助古代文獻之記載、近人之研究及考古發掘的成果，上承許慎的一句話，推拷秦代八種書體。

篆書變體的過程甚為複雜，也衍生出很多不同名目的書類。《中國書法大辭典》在“篆書”的大類下，列出“雜體篆”一類，表示篆書衍生出很多書體，連秦書八體之中的“殳書”與“刻符”也被列入“雜體篆”的名下。另一方面，陳振濂主編的《大學書法篆書臨摹教程》中認為，“秦書八體”中，大篆、小篆、蟲書及隸書，屬於字體和書體的範疇，而刻符、摹印、署書、殳書即不是指字體，亦不是指書體，應當是指字體或書體的運用。[4]因分類而演變出來的名字，再被後人所分類，的確是個有趣的課題。然而，分類需按著某一些的標準，意味著需摒棄被分類物之某一些特質。刻符、摹印、署書及殳書，雖然以字體之功能而歸類，但相信其字體又有獨特的風格及發展。本文旨在剖析“秦書八體”的書體面貌，故以書體為分類的方法。開首討論“篆書”直接指捗的大篆和小篆，並析古文、金文、石鼓文及籀文與大篆的關係。接著論述蟲書及殳書，兩種裝飾味道濃厚的字體。再而窺探書體面目不清的刻符、摹印及署書。最後以近年竹木簡的出土發掘，呈現與秦官方正統字並行的秦代隸書。結論部分試析這些名字意義複雜的原因，並評價中國書法詩感的特色。

“篆書”是個籠統的詞語，它所指涉的大概分為大篆與小篆兩種，而大篆所包含的卻十分廣泛，幾乎一切秦代以前的不同系統的文字，也統統被列入為大篆的範圍，包括甲骨文、古文及金文等。然而，“篆”字之本意又是甚麼呢？

“篆”字於甲骨文或金文裏皆沒有發現。《說文解字．竹部》云：“篆，引書也，從竹，彖聲。”[5]清人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寫上充分的說明，“引書者，引筆而著於竹帛也。”[6]按《詞源》記“篆”字與“瑑”、“椽”和“緣”屬相同字源（同聲符）。啟功在《古代書論稿》中舉出從“彖”得聲的字有圓轉之義，所以“引書”即指筆畫圓轉之書。“瑑”為玉器上隆起的雕紋，《周禮．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7]璧是圓的；圭是下方上圓的；而琮是外方內圓的。《說文解字》段氏注又曰“如彫刻圭璧曰瑑”。[8]“椽”即為椽子，圓的曰“椽”，方的曰“桷”。[9]按郭沫若《管子集校》，“緣”為“掾”之假借，而“掾”通“椽”，故亦含圓轉的意思。這些字組全以“彖”為聲旁，“彖”為《周易》中斷卦之辭，[10]可引申為精美、長、圓之意。而《說文》中曰：“彖，豕走也。”指豕走路並需打轉。唐孫過庭《書譜》中說“篆尚婉而通”，大概就是說筆畫婉輚而通達，“篆”的本義就是圓轉連延之義，故《說文》解作“引書”。

而俞黎華在《篆學散論》一文中，指出“篆”含銘刻之意，按蔣禮鴻《義府續貂》指出“瑑”乃“雕刻為文”。據此裘錫圭《文字學概論》引《呂氏春秋．慎勢》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於壺鑒。”[11]這裏把“篆”字加深了一層意義，道出“篆”與鐫刻有不解之緣，金文、詔版及刻石，都是以刀“書”之。另一方面，“彖”在《周易》中可作“總攬”之意，而“竹”字頭就是竹簡，即為當時書寫的東西。“大篆”的名稱約到了秦始皇初年才出現，而“小篆”則到東漢才有，按名字出現的年代來看，“篆”可有領導與總攬之精神，有可能為區別前代文字而產生的名字。近人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解釋：

“《漢書．藝文志》說：‘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施於徒隸的書謂之隸書，施於官掾的書便謂之篆書。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漢代官制，大抵沿襲秦制，內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屬，外官有諸曹掾史，都是職司文書的下吏。故所謂篆書，其實就是掾書，就是官書。”[12]

郭沫若的重點，不同於上述兩點的圓轉成刀刻，而在於官方正統書體。“掾”即官府中助官吏的通稱。[13]這裏多針對於秦代小篆而言，亦不妨作為一個參考。

理解秦代的大篆及小篆，則需要了解先秦時代的書體發展及概念，“古文”、“大篆”、“籀文”、“金文”及“石鼓文”等的概念十分複習，而說法又不一致，是以先釐清這些觀念才可以申述秦代書體。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古書中，如晉衛恆《四體書勢》中所記述的大篆出現原因，“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應為不太可靠，也與書史發展相違，故可否定。隨了這些謬誤之說外，仍存有很多合符理據的文獻記載。

概念最為複習而指涉最為模糊的為“大篆”與“籀文”的關係。《漢書．藝文志》中有“史籀十五篇”的著錄，並自注云“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又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章太炎在《小學略說》中出“古代撰次文字之書，於周為《史籀篇》，秦漢為《蒼頡篇》，後復有《急就章》出。童蒙所深，弗外乎此。”所以，《史籀篇》應為教學字書，為西周晚期釐定文字之著作，其字已散佚，但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卻有所收錄，注明為籀文附於小篆之下有223字。（圖1）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認為《史籀篇》“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籀”，《廣韻》曰“直又切”，《漢書．王莽傳》注為“直救切”。《說文解字．敘》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這裏以“籀”為人名，其姓名不詳。而應劭、張懷瓘等人則以為姓史名籀，故“籀文”者，因人而名。黃輝的《石鼓歌》中曰“大篆分明史籀手”。[14]《宣和書譜》亦云“而大篆實出史籀也。”近代王國維以為《史籀篇》首句起為“大史籀書”，釋“籀”為諷讀之義。段玉裁注本中亦說“籀，讀書也。”

潘振允在〈石鼓與籀文〉一篇中，指出上述幾科觀念的錯誤。籀文一名最早出現於漢代，而周代史料裏卻未見著錄。“籀”這個字本義從“竹”、從“手”、“留”聲，應是指手寫在簡策上的文字，留下來以供諷誦。所以，《史籀篇》應為史事編纂的章句，以供誦習之用的書篇名稱，而非有姓史名籀之人，或作史官名籀。從《史籀篇》的功能出發，說明“籀文”作為書體之名，是由於漢代人的誤解所引致。而“秦書八體”中，只列大、小篆，而沒有籀文，即是一個理據。

一直以來，“大篆”與“籀文”一詞都分不開，總括而言，可以歸納為四種關係。一為大篆即籀文，二為大篆不等如籀文，三為大篆由籀文演變而來，四為籀文包含古文、大篆及小篆。

一、大篆即籀文¾¾《說文解字．敘》：“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漢書．王莽傳》“《史篇》文字”下注：“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大篆書也。”皆稱史籀創立大篆。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籀”字之下注為“周宣王時大史以為名，因以名所著大篆曰籀文。迄今學者絕少佑其本義者，故於讀下籀書改為誦書。”竇臮《述書賦》稱“篆則周史籀”。《中國書法大辭典》“籀文”條指狹義的“籀文”，僅指宗周之書。秦李斯據以製“小篆”，遂以“籀文”為“大篆”。潘振允於〈石鼓與籀文〉一文中，指出“籀文”實際為當時大篆的變稱，兩者互通。二、大篆不等如籀文¾¾唐代張懷瓘在《書斷》卷上中，分列了“籀文”和“大篆”之條，認為“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明代趙宦光《寒山帚談．權輿一》亦持此見，以為篆書有二，“一曰‘籀篆’…… 一曰‘大篆’”。三、大篆由籀文演變而來¾¾明代豐坊《書訣》稱史逸作大篆，而史籀損益潤色之。四、籀文包含了古文、大篆與小篆¾¾按《中國書法大辭典》“籀文”條，指廣義的“‘籀文’即包括大篆、小篆、古文等”。

從以上四種說法來看，歷代較多人認為“籀文”即“大篆”，然同時亦有不少的商榷。近人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中則有另一套的看法，認為“大篆”為秦系統文字，即戰國時的西土文字；而平王東遷後六國文字出自籀文系統，屬“古文”一脈。羅君惕在《述篆書》一文中，又認為“所謂大篆，就是自周朝史籀整理文字之後、秦朝丞相李斯統一各國文字之先的一種字體”。

明代趙宦光又指出，“籀文”就是所謂的“金文”。在《寒山帚談．權輿一》中談及：“一曰‘籀篆’，《詛楚文》、《鐘鼎識》及《嘯堂錄》，以至楊氏《書統》所載及古篆諸韻，取其合於許氏所取作‘籀書’者采焉。一曰‘大篆’，《石鼓文》是也。”從這裏可以看到，趙氏所謂的“籀文”（籀篆），其實就是“金文”。“金文”，為殷、周青銅器上銘文的統稱，舊稱為“鐘鼎文”、“吉金文”及“款識文”等，同屬大篆系統。金文的內容多為當時祀祭、狩獵、征戰或契約等記錄，鑄於食器（如簋、簠）、酒器（如爵、觚、卣）、樂器（如鐘）及炊器（如鼎、鬲）等不同種類的銅器。金文流行的時期較長，由晚商至戰國仍有，[15]故發展有序，可歸納為幾類。晚商至西周早期的“肥筆”、至西周晚期為高峰，及至戰國，金文之發展則按各地不同而有所不同，“鳥蟲書”及“蚊腳書”等裝飾性強的金文也有出現。趙宦光所指的金文，應為戰國時期秦國（西土系）或按周傳統（東土系）的金文。

除了上述的爭論外，“籀文”這個複習的詞語又跟“石鼓文”拉上關係。“石鼓文”為先秦刻石，[16]歷史上首次刻石文字，有別於“金文”，亦不同於“小篆”。石鼓於初唐才被發現，發現時無以名之，而石與鼓形相似，故而稱之。石鼓有10個，其形制為四邊圓而見方，中間微侈，圓頂平底，上狹下大，直徑1尺多，高2尺多。又因“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加上石鼓內容大多為記述狩獵事情，故亦稱為“獵碣”。“石鼓文”線條自然，豎線既有垂直線，也有相背或相向對稱弧線；橫線粗細均勻，圓潤流暢。（圖2）“石鼓文”的文字有不同的結字方法，有方形的組合，如“田”和“車”；圓環形的組合，如“西”、“帛”及“吾”；欹側多變的，如“孔”和“好”。《書斷》稱“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石鼓文”很早的時候就被與“籀文”等同，還有不少人認為石鼓文就是籀文的典型。《宣和書譜》有言：“籀在周宣王時為太史氏，其書今所存者，‘石鼓’是也。”支持這種說法的第一個理據是按石鼓上的詩辭來判斷。石鼓裏的文字與《詩經》的車攻詩相似，起首兩句“　　車既攻，　　馬既同”完全相同，句法與《大雅》和《小雅》也相似。第二個理據是按字體來斷定，人們以為石鼓上的文字字體緊疊，跟籀文相近。石鼓裏“囿”、“圓”及“則”與籀文的相同；而　　字（假作吾），亦為繁體，都算是小篆的前身，故石鼓與籀文為同期的文字，絕有可能是相等的概念。

然而，按唐蘭的〈石鼓年代考〉一文，發現此說實不太可信。唐蘭認為在銘文的發展角度看，石鼓應製於戰國中葉，和《詛楚文》[17]（圖3）、秦始皇石刻相近。在文學發展史來看，石鼓文與《秦風》不同，不為同時期的作品，此創新風格應於戰國時期。從文字考訂來看，“吾”字的出現與“朕”字的消失，應為晚於《秦公簋》的事。而“吾”字作“　　”，略早於《詛楚文》；“　　”字的使用應在於戰國；“　　”字的使用則與《詛楚文》接近。亦有學者考證，石鼓文裏的“嗣王”並不是指周天子平王，應指秦國新即位的某公，跟《詛楚文》裏的“有秦嗣王”的“嗣王”同義。是以，首句“　　車既攻，　　馬既同”應是石鼓文抄襲周《車攻》及《吉日》，而不是與《車攻》及《吉日》同時期的作品。故此，可得出結論為兩者並不是同一類的文字，而“籀文”出現較“石鼓文”為先。“石鼓文”為從殷周金文延續和發展而來的文字，當中有些字與銘文相同，如“角”、“花”及“好”。而石鼓文亦十分接近《秦公簋》（圖4），下開秦代小篆的文字。所以，《書斷》中稱石鼓文為“小篆之祖”亦不無道理。

另一方面，“大篆”一詞與“古文”一詞拉上關係。有不少文獻記載，認為“古文”為“大篆”發展之源流。唐張懷瓘《書斷》卷上“大篆”謂“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古文”一詞大概可以有三個層面的意思。一、從廣義來說，泛指甲骨文、鐘鼎文、石鼓文、古匋文、古泉文和小篆，這全為古文之系統，而漢以後的隸楷，則稱為“今文”，與“古文”對稱。二、指殷、周或以前的上古文字。《漢書．藝文志》記：“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之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後漢書．盧植傳》云：“古文科斗”。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衛恆《四書體勢》曰：“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書也。”郭忠恕《汗簡》中云：“鳥跡科斗，通請‘古文’。”“古文”又相等於“壁中書”、“漆書”及“科斗文”，這都原是因為孔子壁中寫書之史事而名命，吾邱衍《學古編．三十五舉》中解釋：“上古無筆墨，以竹梃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三、專指晚周及戰國六國所用的文字。後蜀林罕《字源偏旁小說．自序》：“降及夏、殷、周，通謂古文。至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無論“古文”是上述三種的任何一種，其與“大篆”的關係，都切合書史發展之流程，“大篆”由“古文”而來，應可以肯定，但其內部如何演變，則又另需考證。

上述幾種書體的概念至今仍未有共識，各說各有理。近時學者取其折中兩說，一從字體上說，“籀文”與“大篆”應同一系統；二在書體上說，“籀文”與“大篆”（主要指“石鼓文”）尚有差別。蔣善國在〈篆書研究〉一文中，就作了一個較為包容而又有意思的結論。

“我們比較甲骨文和古文、籀文等的形體，實際也看不出甚麼很大的差別，如把向來專指《史籀篇》的‘大篆’專名，當作古代象形文字的統稱，擴大了‘大篆’專名的意義，在敘述漢字形體演變史方面，是便利的。另一方面，我們如把大篆叫作古文，把《說文》和《三體石經》（圖5）裏面的古文的範圍擴大，也是可以的。”[18]

“篆書”令一指涉的為“小篆”，亦稱“秦篆”。“小篆”的面貌十分清晰，為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因六國文字不同而“同文字”的官方規範書體，為中國書史上第一種有意識的規範文體。許慎的《說文解字．敘》說明得十分清楚：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東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19]

這段文字說明了兩個重點，一為小篆總結了前代不同的文字差異，規範而成為一種通用的書體；二為小篆之制成為官方主導，且參考古代文字，加以取捨而成。郭沫若及姜亮夫都認同小篆的形成就是歸納先秦諸種文字，為古文字之總結。郭氏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曰：“小篆……是一項有意識地對幾千年以來文字自然發展的一個總結。”姜氏在〈古文字學〉說：“小篆是古文字發展的最後階段，也是古漢字體系之結構的總結……從甲（骨）文以前的繪畫文字，到甲（骨）文、金文，所表現出來的各種手法，小篆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全部承受下來，故可作古漢字體系中之結構的總結。”

至於省改，則需作一點補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敘》中說“省者，減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或之云者，不盡省改也。不改者多……”段氏在“　　”下說：“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者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可見“或頗省改”的意思是對於一些字來說，而不是全部，而“頗”者少也，故省改的地方不多。至於改何省甚，張懷瓘《書斷》有云：“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然而清代文字學兼書家桂馥則言：“小篆於籀文則多減，於古文則多增。”兩種說法有點出入，但《書斷》所言之為概括之說，重點在於“出自大篆及籀文”，而桂馥之言則在於增何減誰。其實，小篆不但出於石鼓文（大篆之代表）、籀文、古文，也出於近年發掘出土之繒書、金文與甲骨文。例如“車”字在甲骨文、金文及石鼓文裏都有，而小篆便從石鼓文，把“車”字規範了；又如“行”字如從繒書而來；又從籀文“遫”字省之作“速”；古文的“云”卻加上雨字頭成“雲”。這都說明小篆之來源。

流傳到現今我們可以目睹的秦代典型小篆，為秦始皇刻石紀功及秦詔版、詔權和詔量之小篆。據《史記》載秦刻石的統計，始皇時所刻的石刻，只有嶧山（圖6）、泰山（圖7）、瑯邪台、之罘、東觀（也在不罘）、碣石及會稽7個刻石。刻石已散佚，而現時可以見到的《嶧山刻石》及《會稽刻石》為宋人翻刻拓本，經唐李陽冰篆體的洗禮，已與秦代之小篆書體有所不同。還可以借助的器物，為秦代的詔版（圖8）、詔權和詔量等。清劉熙載《藝概．書概》中云：“篆之所尚，莫過於　　。”“玉　　”就是“玉筷子”之意，表示小篆字體用筆著重渾稱，起筆收筆需回鋒，而線條一致求圓渾流暢。結字等分，平衡，字呈長方形，而重心偏向於上，字腳故可向下伸展，但按字體不同而改變，如字的橫劃於下則相反，重心在下而上方用筆伸展。整篇作品具有嚴謹的法度，工整非常。因為這種工整，有學者認為此乃書體發展下移之跡。陳振濂在《書法學》一書中，批評小篆的工整：

“當我們看到《石鼓文》比金文來得工整，並以為牠是一種歷史的進化時，或許就不能再忍受這種趨勢的延伸¾¾沿著這種趨勢發展下來的小篆，如《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秦小篆對空間幾乎絕對等距離的切割，把戰國金文裏俯拾即是的靈活多變、富有生趣的多樣統一的美喪失殆盡，牠是那樣的拘泥於機械的對稱，先民們那種鬱勃無窮的想象力、生命力在這裏變成了機械的公式，書寫過程幾乎是按照機械製圖的方法在描摹，無節奏，無動感，亦即無情無慾無動於衷，當他們津津樂道自己的成功與權威之時，藝術的生命力¾¾即使是無主體意識的藝術生命力，在這裏也已極端衰竭甚至停滯了。”[20]

可是，陳振濂只以“天趣”為基調，忽略了書史發展由沒有規律到規範化的文字，再由規範化的文字發展至不同的姿彩，這種規範的小篆相似於十分重視法度的唐代楷書。誠然，小篆之字形實為多變，而非文中所述的機械式製圖描摹。雖然小篆之用筆要求不及楷書行書，然而結字十分講究，等同於其他書體結體之要求。再者，陳氏又忽視了規範化的文字歸納雜亂的書體系統的重要。若只以“天趣”為基調，那麼會不會輕視了識書的重要，出現類似清人喜愛“二爨”之情況，忽略了因刻工草率而產生出來的效果？評論書體需按公平的態度，秦篆在上古欠缺系統的書體發展中，的確奠定了規範書體的重要。

“鳥書”與“蟲書”之間有複雜的關係，但兩者都同屬於在篆書結構上發展出來的一種圖案花體字，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裝飾，甚至可能為貴族專用的裝飾文字。而“鳥書”與“蟲書”的關係，大致有兩種看法，一是指“蟲書”即“鳥蟲書”，二為“鳥蟲書”為“蟲書”之繼承。

《漢書．藝文志》唐顏古師注：“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說文解字．敘》段玉裁注：“幡，當作旛，漢人俗字以幡為之。書幡謂書旗幟，書信謂書符節。上文（秦書八體）四曰蟲書，此（新莽六書）曰鳥蟲書，謂其或像鳥，或像蟲，鳥亦稱羽蟲也。”這裏說明兩者二為一，只為所用的生物名稱不同而已。而馬國權則認為“鳥蟲書”應為“蟲書”之繼承體，從《說文解字．敘》中談及“秦書八體”與及“新莽六書”之比較可以說明。“蟲”古指含人在內的一切動物。《大載禮記．易本命》：“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　　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21]《說文解字》段氏本：“蟲，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　　，或介或鱗，以蟲為象。”然而，到了漢代以後，“蟲”一字的意思只回到原來作為昆蟲的總稱，是以這個時候出現了“鳥蟲書”一名取而代之。理解秦代“蟲書”時，仍以“蟲”為一切動物之統稱為準。

“蟲書”應是指筆道屈曲回繞狀如蟲形的變體篆書。1978年李學勤題《談“張掖都尉棨信”》時認為現時還未能確定“蟲書”的面目，但棨信上的字體，似乎故作蜿蜒，或是寫幡信的蟲書體。在先秦的銅器上可以找到一些蟲書的例子，馬國權提出凡幾所有與鳥書同一銅文而沒有鳥形特徵的字，都可以歸入為蟲書。例如，《楚王酓璋戈》（圖9）的18個字，“楚王酓璋嚴龔寅，乍車它戈，以邵楊文武之用戈”，當中的“王”、“寅”、“乍”及“用”為鳥書，其他的都為蟲書。先秦的例子另有《王子匜》、《　　原鐘》及《越王勾踐劍》亦有蟲書。而在漢代的瓦當上亦找到蟲書，如《永受嘉福》（圖10）從這些先秦及漢的蟲書，由委曲蜿蜒而發展到漢代瓦當近似繆篆一類的把空間填滿的蟲書，可以窺出秦代蟲書的面貌。

“殳書”，《說文解字．敘》段玉裁注：“蕭子良曰：‘殳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殳。’按：言‘殳’，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專謂殳。漢之剛卯，亦殳之類。”徐鍇注曰：“書於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故此“殳書”為專銘於兵器之上的書體。典型的例子就如秦時的《呂不韋戈》（圖11）和追溯較早時期，戰國的《宋公得戈》（圖12）。《呂不韋戈》上的文字欹側不定，有點似未典型化的篆書風格，卻應為“殳書”之獨有書體；可是，年代較早的《宋公得戈》則顯得工整，呈比例誇張的長方形，線條拉長，富裝飾性，而其兩者之差異何解，則需再有更多相關的史料排比論證。《宋公得戈》十分相似於“蟲書”，難怪有著名學者出現“殳書”為“蟲書”之錯誤判斷。

晚清著名文字學家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其舉之28標題曰：“殳篆（殳書），魚島蟲篆。”陳氏把“殳書”與“鳥蟲篆”混在一起，可能是因為春秋戰國時間有鳥蟲篆的器物中，多為戈或劍之類的兵器。兵器文字既為“殳書”，而年代又較早，它與“鳥蟲書”相近，故可能把兩者混在一起，而以“殳篆”冠之。由於《十鐘山房印舉》是最有權威的一本印譜，故影響到近代人們對“殳書”的觀念，如孔白雲於30年代所著的《篆刻入門》中，便說“殳書、蟲書、魚書、鳥書等，其名雖有別，形實相類”。另一方面，近人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對“殳書”有新的解說，道：

“近人都以兵器文字認為殳書，這是錯誤的。漢代的剛卯，明明指出是靈殳，我們可以看出它是殳書的遺製。這種文字是較方整的，隨著弧形而產生的。所以我認為秦代的若干觚形的權上較方整的書法，像‘栒邑權’就是殳書。”[22]

然而，唐蘭的說法還未得到近代人的廣泛認同。馬國權就引了1979年的《辭海》對“殳書”的解釋為據，認為《辭海》的解說跟原意比較接近。

“刻符”、“摹印”與“署書”之名字，在秦書八體出現，所指涉的無疑是三種功能書體，而這些書體的面貌又跟秦代流行的小篆或先秦的大篆有沒有分別？若我們理解“秦書有八體”指為秦書的八種書體時，那就是說這幾種書體有其獨特的風格。

“刻符”是專用於符信上的篆書。符，即為古代取信之物。《周禮．秋官．小行人》：“達天下六節，門關用符節，以竹為之。”《漢書．文帝紀》：“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說文解字．敘》徐鍇注：“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23]戰國時楚國有依以竹為信物的《鄂君啟節》（圖13）。至於秦國的刻符，則可以參考《陽陵虎符》（圖14），此為虎形的符，虎背與兩邊刻有文字。比較之下，只可以說《陽陵虎符》的文字比《鄂君啟節》的文字較為工整，此乃時代發展之結果，亦為秦國重規範之反映。另外，《鄂加啟節》仍保留了金文線條上偶有凸出的圓點（·）。除了這些不同之處外，也沒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兩者在用筆與結體也十分相似。至於相比於《泰山石刻》（圖7），虎符的用筆則傾向於方整，圓轉部分較少，但其他的特色，則未見不同。而秦代“刻符”文字發現不多，難以顯示“刻符”一體整體的風格。

“摹印”，後又稱為“摹印篆”，為篆印所用的一種字體。《說文解字》段氏注：“摹，規也，規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而《漢書．高帝紀》亦云：“規慕弘遠矣。”註引鄧展：“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圓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這兒說明在刻印之前，必先就印之大小、字之多少、筆畫之繁簡、位置之疏密加以規摹，故而得名。《中國書法大辭典》中描述“摹印”字形“形體略方，筆畫平直，與小篆有同有異。”最能反映這種書體的風格的應為秦朝皇帝印璽。（圖15）

“摹印”文字與“繆篆”一字亦有些相連。桂馥與段玉裁都把這兩種書體等同。雖然兩者同樣是印章所用的書體，但是“摹印”為秦代所用，而“繆篆”一詞用於漢代。在字形特點上亦有所不同，繆篆較為勻滿巧妙，較“摹印”成熟，已近隸書，有別於“摹印”那種雖經間格卻又傾向粗放的書體。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分變第五》中舉《三公山碑》、《是吾碑》及《天發神讖碑》為“以隸筆作繆篆者”。

秦書八體中，最教學者們苦惱的是“署書”體。“署書”者，即古代題匾額所用的書體，包含有兩個意思。一、《說文解字．冊部》：“扁，署也。”古之“榜”猶後世之匾額，名曰“署”；二、《說文解字．木部》：“檢，書署也。”古之“檢”猶後世之書簽，亦稱“署”。段玉裁注：“凡一切封檢題字，皆曰‘署’，題榜亦曰‘署’。”除了這些根據之外，難以找到額外的資料及線索。或因為為扁額之書，而因戰亂或天災，建築物難以保存下來，又或因這是種實用的書體，後世沒有書家以此為創作為藍本，更無片言隻字題及，故難以推想這種書體的面貌。

由秦篆發展到漢隸這段歷史，一直只能按著文獻上“程邈創隸”的概念，至於如何演變至隸書，一直難以想象。《說文解字．敘》說：“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及至唐代《書斷》仍如是說：“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衙縣獄隸，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歍，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為這段繼蒼頡造字之後又一段神話般的傳說。蔡邕《聖皇篇》、王僧虔《名書錄》及江式《論書表》都有一致認同的說法。除了“程邈作隸”外，亦有文獻記載隸書起源於周朝。北魏酈道元《水經．谷水註》中曰：“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世冢，得相信，前和外隱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之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康代韓光庭引述上文又說：“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隸書興於周代明矣。”[24]這種說法雖然不太可靠，郭沫若有一段反對的意見，“西周中葉的胡公，是齊國的統治者。他的棺銘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隸書’。”[25]然而，這種隸出自西周的說法，成為了反對出自秦的聲音，在現在的考古發現來說，即使不可靠，但也切合書體發展漸進的流程，隸之出現，非於秦漢之際半世紀中忽然出現，正如秦篆亦不為李斯所創，只為省改上古文字，且多作保留，而編訂成的官方文字。

及至當代的考古發現，我們才能更有信心把握秦代隸書的面貌。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了1100多枚的秦簡（圖16），此乃大量發現之秦作竹簡，重要的地方在於數量之多可作排比分類，且又是墨跡，避免了類似《嶧山石刻》般的刻石或翻刻差誤。當中的秦始皇20年《南郡守騰文書》及《秦律》，保存了大部分秦篆的筆意，然用筆始出方折頓挫，與典型小篆之流暢有異。而且，字形開始偏向方扁，而非窄長，或有因方便於同一條竹簡上多寫一些文字而改變了篆書的結體，然典型隸書的“蠶頭雁尾”仍未有見。1980年，四川省青川縣郝家坪秦墓出土的為戰國時秦武王二年的木牘（圖17），這批木牘年代較睡虎地的為早，故此其字體形態也較為原始，介乎篆隸之間。總的來說，秦隸可以在睡虎地的秦簡中直接投映，因為這批竹簡為秦始皇統一天下之時期所書，故與當時的官方規範小篆並行存在，為民間使用的書體。衛恆的《四體書勢》中對隸變一句話，可作參考，“隸書者，篆之捷也。”秦隸既然為“秦書八體”之一，這種書體應為重要，而從“篆之捷也”一言可以洞悉官方的規範小篆要求嚴格，不一定能夠合乎民間或官方行政的工作要求。而現在看到的秦代刻石，惟是官方在紀錄始皇事跡而製，其嚴謹態度不用懷疑，故這種高度規範的刻石文字，未必能夠反映當時秦代普遍使用的書體。

最後，退回書體發展的層面來看，典型小篆只用於短暫的秦朝，而隸變則一直在戰國以來就在醞釀。雖然小篆“統一”了六國的文字，然而這並非惟一的書體。在“秦書八體”中可以明白，書體的發展不斷交錯發展，也只有主、次之分，一直也沒有一種書體可以在某一個時間成為惟一的書體。中國書法所謂的篆、隸、楷、行及草，應只為主流書體的名字，藝術取其典型，這裏可以清楚知道。另一方面，就秦隸較清晰之面目，到了20年前左右才顯示在我們的眼前的經驗告訴我們，說不定日後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可用來引證及揭示一些秦代現在難以推測的書體面。

在“秦書八體”的研究中，發現遇上少的困難，其難處有二，一為處理歷代對不同名字書體的理解，二為有的書體歷代也很少記載，難以理解這種書體的真面目。這些困難都是源自中國藝術概念上的不定與模糊，就如“大篆”系統中的文字，與“籀文”、“古文”、“石鼓文”及“金文”等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26]有不少人認為這種分類的方法不夠科學，過於抽象，是為不可取的，而“倉頡造字”、“李斯作篆”、“程邈創隸”的說法，構成了單向書體發展謬誤。誠然，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處，亦對書史研究帶來不少的阻力，幸而有不少的考古材料讓我們反覆思量古代的文字。另一方面，當我們審視文獻記載之時，發現歷史上對於這些概念不一定沒有補充或增修。元吾邱衍《論篆書》中有言：“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書，即古人平常字，歷代變更，遂見其異耳。”“平常字”一詞用得十分準確並啟發思考，古人研究書體的工夫我們不容置疑，他們一方面懷著尊古的態度，另一方面，彷彿洞悉了古代書體概念的混雜與繁複，否則，“秦書八體”一詞不會在東漢《說文解字》這麼早的文獻中出現，歷代眾人早已皆知，只惟書家的著眼點不在於這種混雜的概念上。那麼，強要批判中國書法部分概念之不可取的人們，所持之意又是否過於偏執而片面不可取呢？

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有不少的創新與改造，然而這種繁雜無章的書體名稱卻一直流傳、沿用並衍生。隸書出現之時，則有“佐隸”、“徒隸”、“隸字”、“隸文”、“佐書”、“今文”、“史書”、“秦隸”、“漢隸”、“古隸”、“八分”、“飛白”與“散隸”等名目。這種混雜用字的文化一直保存，沒有因為不夠科學而淘汰，因為中國藝術理念不是站在科學與是的概念上，反而就在這種混雜不清的概念上發展而來。清代鄭板橋的“六分半”書，則是由“八分”書而來。這種藝術的承傳本質，就是中國藝術發展的最大特色，詮釋模糊之概念就成為了後世人們的創作藍本。這與中國書法要求的抽象與簡練同出一徹。〈告別語言暴力〉一文中，借大陸當代學者屠友祥的專書《言境釋四章》，說明中國傳統文論的特色。文章指屠友祥書中暗合當代符號學權威艾可的論調，曰：

“書中對中國傳統文論那種閃靈般的不確定性一再加以肯定，一反過往認為中國文學批評文字欠缺系統和不客觀的定見。詩化的文字令我們不容易執著符號建構的世界，對突然出現的陌生事物，包容性也大得多。”[27]

文章直接指出這種“詩化”的形容方法模糊了符號的功能，然而，這卻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及優點，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內涵，則在這種詩化的概念中醞釀、衍生。本文的考證的過程算是呈現這種詩化的情況，但反過來細想，卻又在肯定書體的特定指涉，限制了這種文化發展的特質；進而，以“詩化”一詞來形容這種本質，又不一定準確。在詮釋工作上，往往會遇上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吾邱衍的“即古人平常字”一話，放在當代詮釋學及符號學發達的跟前，彷彿道破了一些更為深沉的哲學。

[1]《說文解字．敘》，載於張其昀：《“說文解字”源流考略》。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頁455。

[2] 齊沖天：《《說文解字》與篆文字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8。

[3] 同註1，頁454。

[4] 陳振濂主編：《大學書法篆書臨摹教程》。第二版。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8，頁7。

[5]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詞典》（海外版）。香港：三聯書店，1991，第8冊，頁1219。

[6] 同上註。

[7] 同註5，第4冊，頁613。

[8]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190。

[9] 同註5，第4冊，頁1200。

[10] 同上註，第3冊，頁1657。

[11] 梁披方主編：《中國書法大辭典》（上、下冊）。香港：書譜出版社，1984，頁9。

[12] 同註2，頁5。

[13] 同註5，第6冊，頁786。

[14] 陳培盛：〈淺談《不鼓與籀文》〉，《書法研究》1984年第3期（總17期），頁105。

[15] 歷代也偶有製作青銅器，上亦有金文，如西漢初年仍用，但不太流行，已成為古典。

[16] 石鼓製作的年代，一直為學者爭論的焦點。說法甚多，學者如唐人張懷瓘、韓愈；宋豐鞏、程大昌、釋夢英、沈括、鄭樵；金馬定國；元陸友；明王世貞、趙宦光；清翁方網、朱彝尊、段玉裁、程廷祚、俞正燮、顧炎武；近代郭沫若、羅振玉、馬敘倫、馬衡、唐蘭等，皆有作出考證。總括來說，石鼓出於周、秦、漢、後魏及北周五種說法，而以較多學者認為屬於周朝，但現代卻盛行說為秦代。然斷代時期又各有理據，大致可歸納為東周初年（公元前770）至戰國初年（公元前4世紀）間的秦國刻石，特別是公元前4世紀的可能性最大。

[17] 宋代先後發現詛楚文三石，一是在鳳翔開元寺土下得的的巫咸文，二是治平中在朝那湫旁得的大沈久湫文，三是蔡挺所得，後藏洛陽劉忱家的亞駝文。三原石早失掉，只留下拓本，但拓本為翻刻。亞駝文可能是宋人偽造。但《詛楚文》字年代仍未能確定。

[18] 蔣善國：〈篆書研究〉，《書譜》1978年第6期（總25期），頁18。

[19] 同註1，頁454。

[20] 陳振濂主編：《書法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上冊，頁238。

[21] 同註5，第8冊，頁962。

[22]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161，轉載自馬國權：〈鳥蟲書論稿〉，載於《古文字研究》（第10輯），1983年7月。

[23] 簫子良認為“刻符”應與“摹印”相同，唐韋續《墨藪》與趙宦光《寒山帚談．權興一》亦有相同之說，然而，“刻符”不同於“摹印”。

[24] 《佩文齋書畫譜》卷一，《論書．書體》上《唐韓光庭辨隸書所起》。轉載自陳振濂主編：《書法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上冊，頁242。

[25]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載於上海書畫出版社《現代書法論文選》，頁402。

[26] 上古書體名稱之多，分野之少在《中國書法大辭典》的目錄中可以看到，就舉“龍書”一詞為例，相似的書體則有“龍書”、“龍穗書”、“龍篆”、“龍隸”、“龍爪篆”、“龍爪書”、“龍草書”、“龍麟書”、“龍虎書”、“龍虎篆”、“龍虎隸”及“蛟腳書”。

[27] 朗天：〈告別語言暴力〉，《明報》2000年12月9日，副刊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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