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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是小說中的一個經常牽涉到的題材，它有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佛教裏面輪迴概念中的前世生命，輾轉輪迴，故稱宿命；二是生來註定的命運[1]。就著生來註定的命運，發展而成的一種觀念╱信念，稱之為“宿命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由一種不可避免的力量（即命運）所決定，否認了人的創造力量，人在這時代巨輪之下，應服從命運的支配，不應作出任何改變現實的努力，即使努力也是徒勞而無益的[2]。這種宿命的觀點在中國及西方早已出現，或者，這是因為古人對自然之力量無以反抗而形成的一種宇宙觀。儒家中的“畏天命”，道家的“委天知命”、“無為”及“順應自然”、甚至古希臘羅馬的斯多亞派也有“順應自然”，這或多或少也帶有宿命的觀點和含意[3]。

小說是虛搆出來的世界，小說中的人物往往為了成全故事的某些主題而被配上不同的性格，需對不同的情節作出決擇。在安排情節發展的時候，作者往往將宿命的概念加諸於故事內，有意無意之下，宿命這個題材成為重要的核心，像〈失城〉[4]、〈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5]和〈白房子〉[6]三個短篇小說為例，在不同的層面上成存了宿命的擺佈。而這種宿命底下人物故事往往向壞的方面發展，形成不同的悲劇故事。人物在這悲劇之中，最終都是對宿命的妥協或個人性格的變質，顯得無力改變。雖然，人物對某些宿命（如死亡）無以作出反擊，但是在不可逃避的情況下，人們的心理變化和觀念轉變，則成為了故事探討的另一課題。現就黃碧雲的〈失城〉、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辛其氏的〈白房子〉為例，探討宿命在故事中所引伸出來的課題，以及宿命與小說另一熱門題材――愛情――之間的存在關係。

〈失城〉故事中，人物都註定要失去他們所居住的城市（香港），對於愛情這個十字架是無力承擔；〈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敘事者註定要重演怡芬姑母的過去，因為從事為死人化粧職業而把男朋友嚇走，註定找不到「不害怕」其職業的親密朋友；〈白房子〉中的敘事者自小就註定承繼其姑姑愛麗斯對愛情的執著信念，堅守愛情而卻不能得到愛情。三個故事都帶出相類似的結果，當中的人物多在經歷與宿命抗衡之後，顯得沉默、孤獨、逃不出來的自困。而且，宿命發展下去並選擇他們作為故事主角的原因，與他們本身與生俱來的特質有密切的關係。

〈失城〉裏，陳路遠及其妻趙眉皆為有知識和受過高等教育之中產階級，生活在“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劇下瀉和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的不安定環境之下，踏上在油鑊與火堆之間徘徊的移民生活中。因為他們希望改變將來，尋求一個安定的地方，積極而認真地建築他們的巴比塔，到頭來卻遇到更大而無法挽回的困局，走上滅絕之路。伊雲思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以愛爾蘭人的身份，生活在這個殖民地時間快要結束的地方，註定要失去這個以前曾經屬於他的城市。在時間的流逝下，面對華人舊伙伴林桂，伊雲思顯得份外年老，青春之消失也是無以抗拒的事實。但在失去維利亞及其子大衛兒方面，伊雲思卻要負上一定的責任，因為他逃不了殖民地的誘惑和欠缺管教自己的兒子，而招致失去兩位至親，這絕非關係於命運。〈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敘事因為繼承了母親的「不害怕」特質，故被怡芬姑母所選中，將畢生的技藝傳授給她，面對這種繼承，敘事者是積極及樂意接受的，堅決為姑母完成她自私的心願――為自己死後化粧。而因為怡芬姑母過去的經驗，敘事者也明白從事這樣職業的女子註定孤獨終老。但敘事者個人並無其他生存技能，只可以靠替死人化粧而活，逃不了這個命運。〈白房子〉裏的敘事者跟〈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的敘事者有相似的地方，同樣的繼承了親人的信念和命運。敘事者自小因為母親身體不好而跟姑姑多接觸，而且相貌天生跟姑姑相似，後被人稱為“小愛麗絲”。由於父親跟姑姑心存芥蒂，故在十五年前父親死前，托附敘事者聯絡在遠方的姑姑；無獨有偶，姑姑在大限將至時，首次回信給敘事者，將責任交托於她。另一方面，敘事者為芳娃的好朋友，得到芳娃的信任，卻跟芳娃的丈夫有不恰當的感情關係，重覆姑姑以前的經歷，在三角關係中，註定是愛情犧牲者。

面對相類似的宿命，作者們筆下的人物都顯得積極，與命運周旋，其中出現不少的掙扎。當然，三篇篇章中的人物對宿命的反應及傾向皆有所不同，採用的角度、態度及寫作語調也有所差異。

〈失城〉篇幅較長，牽涉的人物多而複雜，但相比之下，人物對宿命的態度反而清晰和簡單。籠統來說，陳路遠、趙眉、伊雲思及維利亞都是失敗者，對命運極力反抗而招致重創，也沒有開脫的能力及方法，顯示出一種無奈感。陳路遠圖以理情的態度對命運作出回應，認為每一件事都有其內在的原因和邏輯。但另一方面，陳路遠卻是被趙眉所牽引，結婚、移民及生育都是由趙眉所決定，曾說出自己軟弱的時候，趙眉就堅強地支持他。亦曾作出反對趙眉想法的行動，但是因為“愛”而默默承受一切的問題，甚至把自己逼上殺死家人也認為是不可選擇的決定。伊雲思對他殺死自己家人的事持不同意見，認為陳路遠此行動為自覺的決擇[7]，覺得自己才是沒有選擇的餘地。文中末段曾以“木偶”[8]意象去形容伊雲思，切切實實的反映他對命運之不理會態度，任隨事情發生，從他不理妻子的感受及兒子生活中可見。趙眉雖為決定陳氏一家去向的決擇者，但卻處處顯得愚蠢和被動。面對加拿大的冰天雪地大監獄時，只是以不斷弄食物來殺死時間，又不肯回港，不斷的令家人沉淪。比兩位男性角色來得軟弱和消極。反觀維利亞，她雖然佔篇幅不多，起初為挽回與伊雲思的感情而紋身，失去了她美麗的背，但最後也失去了伊雲思。這是她個人的決定，決意離開伊雲思，反而比其他的人物顯得有勇氣，在失去之中，找到開解的辦法，有較為美好的結果。

上述的四個人物，都代表了對命運不妥協而力圖改變命運，但正面與命運對抗，卻是絕對地失敗，失敗得徹徹底底，且將個人的本質及性格扭曲，精神與信念幻滅，一切歸於沉默、孤獨、“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之消極態度，甚至再沒有面對日子的勇氣和力量。

極端的不妥協下有一對對命運完全妥協及接受的夫婦――詹克明及愛玉。他們當生命是笑話，化殺人事情為玩樂題材和滑稽。愛玉被安排做殯儀工作，也切合她這種妥協的性格，遇見有人死去反而十分雀躍。詹克明對大衛兒的態度是“生存也不錯，死也更好”，兩人對自己的癡呆孩子反而高興到不得了，完全樂意接受命運對他們的擺佈，更因為此而帶來生活的喜悅和美滿。雖說故事有諷刺這樣的一種人才可以在這個城市生活，而城市的將來就是在這不認真生活、不尊重生命的人手上；但無可否認的一個事實，妥協也算是對宿命的一種解脫。〈失城〉這個故事以較為極端化的手法帶出主題，無疑能夠加強失去的沉重，但細想一下，陳氏一家之移民行動，其實是沒有勇氣面對日子而作的決定，基於懦弱才會讓事情弄得無法挽回。妥協並不代表懦弱，反而可以說是一種權宜之計，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作出解脫。這種權宜態度，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白房子〉中均能有所體會。

西西一開始已用把敘事者放在註定失敗的位置上，自怨自艾的角度去討論宿命這個題目。一開首第一句，“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然後怎樣怎樣，在文中前前後後重覆了幾次。然而，在這種語調上，敘事者的態度不比陳路遠等人苟且，也有其執著和堅持的部份。敘事者感到命運之不可違，決定接受這個事實，不向男朋友解釋自己的職業，當作是對他的一個考驗，對“愛”的考驗；也習慣了防腐劑的味道；並決心完成怡芬姑母的自私心願。在接受之同時，非相似於詹克明與愛玉般的逆來順受，她心中仍存有一份信念，相信世界上仍有人不害怕從事替死人化粧行業的女子。雖然，她曾經懷疑這是一個假設[9]，但仍相信“愛”，因為“愛”而不害怕，像敘事者的母親一樣嫁給其父親。面對死亡，敘事者認為這是最佳的安息，但在遇到年輕戀人自殺一事時，則反映了她對命運之執著。她不相信自殺是件快樂的事，反而不明白這些人為何有勇氣去自殺，而沒勇氣活下去。對於這種無意識的妥協，她認為這些人成為了“商品”[10]。“商品”與“木偶”同為被動的東西，所指涉的可以算是同一類人。她認為沒有勇氣的人才會這樣徹底“認命”。敘事者對宿命有另一套看法。宿命某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的規範判斷和歧視而造成的。面對外間人的歧視，敘事者沒有妥協，反而肯定自己與怡芬姑母的敬業樂業精神，如怡芬姑母在學校把所有的化粧技術都學會了，但仍拒絕老師的勸導，繼續風雨不改的上課，表現了對職業的忠誠和盡責。但無論如何，敘事者仍受到沉重的命運壓逼，也承認愛情這回事不會在她身上開花結果。這種妥協，可以算是在某種條件之下的妥協，能保持個人的獨有個性和專長，不會扭曲個人信念，不似陳路遠移民後只找到文員及繪圖員的不稱其份的工作，也打消了他的意志和對人生的積極。

〈白房子〉裏的敘事者也有相似的觀點。愛麗絲對往事絕口不提，在亨利醫生及敘事者面前也是如此，把事情紀錄在六十九封沒有寫上地址及收信人的信中。這種義無反顧對愛情的堅持，外人覺得愚蠢而可笑，但對於姑姑、敘事者和亨利醫生來說，這是一件極莊嚴的事。姑姑選擇沉默、選擇在白房子終老，不聽敘事者十五年前的勸告賣掉房子、選擇不把信件寄出、選擇獨自離開香港、選擇把懷孕一事隱瞞、選擇拒絕亨利醫生和選擇守護這份愛情終老。這一切的選擇，是來自對命運的妥協，也可說是認真面對的一種方法。前路由自己選擇，就得由自己一力承擔。亨利醫生也跟愛麗絲一樣，堅持做愛麗絲的守護者，甚至知道第一零六封信中也沒有提及他時，也請敘事者把這些信件交予明偉，完成愛麗絲執著一生的“愛”。敘事者的取向也大致與其姑姑一樣，她自己為婚姻的過來人，知道婚姻不合適自己，也不想糾纏在與芳娃的三角關係上，處於朋友與婚外情的矛盾中，她決意孤身離去。相比之下，芳娃的丈夫只是個自私的依附者，視敘事者為分擔壓力的對象，生活的支持者。對於三角關係，始終不肯作出決定，而且常周旋於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中含糊不清，在愛情的宿命中，是個貪心而無主見的人。他的懦弱與敘事者、愛麗絲及亨利醫生成一對比。

另外，還得討論的是愛情這個宿命裏的特性。男性與女性似乎在宿命有著特定的模式。〈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白房子〉中的女主角，為典型的被動和承受愛情之痛的角色，最後也是無以得到愛情的犧牲者身份。而明偉失憶，芳娃丈夫不理解敘事者的感受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敘事者的男朋友全不知道敘事者的困擾，都證明了女性在愛情上註定是附隨者。而男性，即使不是領導者角色，也絕少在愛情中成為受害者。小說經常會以女性作為敘事者的角色，而且用情堅貞不二，通過她們的內心掙扎，表現出女性從屬的地位，也對愛情的低頭，即使是〈白房子〉中的愛麗絲對愛情的肯定，到最後也許只是個人的執著，將其一生化在明偉身上，而明偉像是一早已忘記了她。而男性，常是在女性之間徘徊，感情不定，不懂得處理感情問題，到弄到無法收拾的地部時，就顯得內咎和懊悔。

除了這種特定定型（stereotype）外，這三篇小說對“愛”這個字有著不同的述說。〈失城〉中，“愛”是“溫柔、愛、關懷”；〈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因為“愛”，就可以不懼怕任何的東西；〈白房子〉裏“愛”是自我人格的完成。〈白房子〉中談論到敘事者與芳娃丈夫的信時，提出一個疑問，如果“愛”必須同時造成致命的傷害，這還算不是完整的“愛”？不完整的“愛”，在〈失城〉中可以感覺到。陳路遠因為“愛”而殺死至親，這是出於“愛”（對家人的解放）還是對自我的解放？但是無論如此，“愛”在這三篇小說中，都存在著一份無比的偉大與堅貞，很多事情，也因為愛而繼續下去，例如愛麗絲和亨利醫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愛”這個東西，本質上也是一種宿命，一種傾向難以得到的宿命。〈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敘事者存有一份信念，尋找到不害怕的伴侶，但故事結尾時暗示這是沒有可能的“假設”；而陳路遠和伊雲思隨了面對生活的宿命外，也要與“愛”的宿命爭持，因為“愛”，他們才會墮到宿命的死胡同裏，不能自拔。

就這三篇小說而言，可以說男性與女性雖各自有其特定的定型，但是，也是不能逃離“愛”之宿命。在命運的籠罩下，彼此的關係變得複雜，不能輕易地劃分是非對錯、領導與附屬的位置，無以理解，也無以名狀。顯然女性處於等待和守候的地位，但男性不被作者所細緻描述，或許這也能反映出作者對於男性角色的偏執。就亨利醫生一例，實能破除了特定定型下之男性形象。記得有性別研究學者指出，人天生出來在心理上是沒有性別之分，“性別”（gender）為後天培養出來，切合社會環境而形成的產物。雖未對此論調作出深入考究，但這能呈現出男女性特定定型之別論。若說小說故事中男性與女性有其固定的7形象，倒不如說小說中的人物為小說故事的題材服務，為成全故事的某些目的而衍生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這反而對故事人物及作者比較公平，對分析小說也有裨益。

這種宿命的課題經常出現，絕非巧恰。作者在時代巨輪之下，也不知不覺間受到命運的操控，小說世界就反映了作者這種的想法和心情，有意地寫出〈白房子〉一類的反思、〈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呈現兩性典型下的矛盾及〈失城〉中表達宿命對小人物的玩弄和無奈。宿命這課題在小說世界不斷浸透，也存在於現實的環境中，小說中人物對宿命的理解和反應，是對現實的放大和反思。

[1]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海外版）（第三卷）。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頁1518及1521。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香港：中華書局，1979，頁1940-1941。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4] 黃碧雲：〈失城〉，《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1994，頁183-216。

[5]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何福仁編，《西西卷》。再版。香港：三聯書店，頁31-43。

[6] 辛其氏：〈白房子〉，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1997，頁325-342。

[7] 黃碧雲：〈失城〉，頁208。

[8] 黃碧雲：〈失城〉，頁215。

[9]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頁42。

[10]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頁39。